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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帝国1，2，3讲的是什么？
1、《黑客帝国》
梗概：影片讲述一名年轻的网络黑客尼奥发现看似正常的现实世界实际上是由一个名为“矩阵”的计算机人工智能系统控制的。尼奥在一名神秘女郎崔妮蒂的引导下见到了黑客组织的首领墨菲斯，三人走上了抗争矩阵的征途。
故事简介：在矩阵中生活的一名年轻的网络黑客尼奥发现，看似正常的现实世界实际上似乎被某种力量控制着，尼奥便在网络上调查此事。而在现实中生活的人类反抗组织的船长墨菲斯，也一直在矩阵中寻找传说的救世主，就这样在人类反抗组织成员崔妮蒂的指引下，两人见面了，尼奥也在墨菲斯的指引下，回到了真正的现实中，逃离了矩阵。
尼奥这才了解到，原来他一直活在虚拟世界当中，真正的历史是，在20XX年，人类发明了AI（人工智能），然后机器人叛变，与人类爆发战争，人类节节败退，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把整个天空布满了乌云，以切断机器人的能源（太阳能），谁知机器人又开发出了新的能源——生物能源，就是利用基因工程，人工制造人类，然后把他们接上矩阵，让他们在虚拟世界中生存，以获得多余的能量，尼奥就是其中一个。
2、《黑客帝国2：重装上阵》
梗概：影片主要讲述了尼奥中弹复活后变成了无所不能的“救世主”，他将带领锡安基地的人民，打响对机器世界的反击战的故事。
故事简介：上回说到尼奥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和使命，在中弹“复活”的同时，他也变成了无所不能“救世主”。结尾的“飞升”象征着人类超级英雄的诞生：尼奥将带领锡安基地的人民，打响对机器世界的反击战，并将以胜利者的姿态结束这场战斗，还人类以自由之身。
实际上，整个《黑客帝国2：重装上阵》是尼奥探寻自己使命背后真相的过程，他要为自己的行动寻找一个可以接受的理由。在上集打败密探史密斯、救出墨菲斯之后，尼奥随同亲密爱人崔妮蒂和其他战友一起，乘坐Nebuchadnezzar号飞船返回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类据点——锡安基地。在那里，他们和其他自由战士们聚集到了一起...
3、《黑客帝国3：矩阵革命》
梗概：影片片承接第二集的故事，一场为寻找自由的的漫长惊世战争正式展开。锡安的人们面临母体机械大军的入侵，人类也赌上所有武力，发动最大攻势，将整场战役由地面延伸到母体的天空，此外，救世主尼奥与宿敌计算机特工史密斯也将展开一场绝命殊死战。
故事简介：面对如潮的电子乌贼，人类城市危在旦夕，墨菲斯和崔妮蒂等欲与入侵者决一死战。此时，“救世主”尼奥的身体和思想却意外分离，后者再度陷入到“母体”中。墨菲斯和崔妮蒂也不得不带着尼奥的身体，回到“母体”和守护天使一起寻找他。一场大战之后，守护天使、病毒双胞胎等皆阵亡，而尼奥却在找到先知之后一无所获。
锡安的局势越来越危险，议员及指挥官相继阵亡，机器的攻击却丝毫没有因为人类的反抗而减弱。此时，被叛徒射瞎双眼的尼奥，依然想通过希望去实现预言。这时，特工史密斯控制了先知，并变得越来越强大，威胁到了整个“母体”的稳定。
在返回锡安的途中，飞船遭到电子乌贼的突袭，崔妮蒂死了，重伤的尼奥被带到机器城市01。在和机器的谈判中，尼奥答应为了人类和机器的共同利益，去消灭史密斯。于是，“母体”又面临着一次翻天覆地的“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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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级预言黑客帝国，我们真的是生活在虚拟世界中吗？
电影《黑客帝国》可以说是一代科幻的鼻祖，放到现在，我也难以想象那个时代的思想比现在还有超前。这部电影围绕了一个核心：人类生活在虚拟世界。真的有够天马行空，但是有时候我们又自顾怀疑：人类真的生活在模拟中吗？
无数哲学家、物理学家、技术专家，一直在努力思考我们的现实可能是一个虚拟投影。有些人试图找出我们能辨别我们是否是模拟生物的方法，甚至还有其他人试图计算我们成为虚拟实体的可能性。现在，一项新的分析表明，我们生活在基本现实中的可能性是相当平均的，这意味着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没有被模拟的存在。但这项研究也表明，如果人类能够发展出模拟有意识的生物的能力，那么我们也有可能成为其他人电脑里的虚拟居民。
博斯特罗姆的三命题
2003年，博斯特罗姆设想了一个技术娴熟的文明，它拥有巨大的计算能力，需要一小部分这种能力来模拟新的现实，其中有意识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模拟论证表明，在下面的三重困境中，至少有一个命题是正确的：首先，人类几乎总是在达到模拟悟性阶段之前就灭绝了。第二，即使人类进入了那个阶段，他们也不太可能对模拟自己祖先的过去感兴趣。第三，我们生活在模拟中的概率接近1。
在博斯特罗姆之前，电影《黑客帝国》已经尽其所能普及模拟现实的概念。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到庄周的蝴蝶梦，这一思想在东西方哲学传统中有着深厚的渊源。最近，埃隆·马斯克在2016年的一次会议上表示，我们的现实是一个模拟的概念：“我们处于基本现实的可能性是十亿分之一。”。
为了更好地处理博斯特罗姆的模拟论证，哥伦比亚大学的天文学家大卫·基平决定求助于贝叶斯推理。这类分析使用了贝叶斯定理，该定理以18世纪英国统计学家兼大臣托马斯·贝耶斯的名字命名。贝叶斯分析允许人们通过首先对被分析的事物做出假设（赋予它一个“先验”概率），来计算某件事情发生的几率（称为“后验”概率）。
验证
基平一开始就把这三个难题变成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他把命题1和2分解成一个陈述，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最终的结果是没有模拟。因此，这个困境使一个物理假设（没有模拟）与模拟假设相悖。基平说：“你只要给这些模型分配一个先验概率。“我们只是假设无差异原则，这是当你没有任何数据或倾向时的默认假设。”
分析的下一个阶段需要思考“假释”现实，即可以产生其他现实的“未诞生”现实，即不能模拟后代现实的“未诞生”现实。如果物理假设是真的，那么我们生活在未出生的宇宙中的概率就很容易计算出来：它将是100%。基平随后指出，即使在模拟假设中，大多数模拟的现实也会是未诞生的。这是因为随着模拟产生了更多的模拟，每一个下一代可用的计算资源将减少到这样一个地步，即绝大多数的现实将是那些没有必要的计算能力来模拟能够承载有意识存在的后代实相。
把所有这些都放到一个贝叶斯公式中，答案就出来了：我们生活在基本现实中的后验概率，与我们是一个模拟的后验概率几乎相同，概率只会稍微偏向基本现实。基平分析的结果是，根据目前的证据，马斯克认为我们生活在基本现实中的概率是十亿分之一，这是错误的。
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数学专家霍曼·奥哈迪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模拟具有无限的计算能力，你就不可能看到你生活在虚拟现实中，因为它可以计算出你想要的任何东西，达到你想要的真实程度。如果这个东西能被检测到，你必须从计算资源有限的原则出发。”
虚拟钥匙：量子
对奥哈迪来说，寻找这种计算捷径所产生的潜在悖论的最有希望的方法是通过量子物理实验。量子系统可以以叠加态存在，这种叠加可以用一种叫做波函数的数学抽象来描述。在标准量子力学中，观察行为会导致波函数随机崩塌为许多可能的状态之一。物理学家们在崩溃过程是真实的还是仅仅反映了我们对系统的认识的变化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
为此，奥哈迪和他的同事们研究了双缝实验的五种概念变化，每一种都是为了让模拟出错。但他承认，在现阶段不可能知道这样的实验是否可行。哈多维说，这些只是猜测。
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物理学家佐赫达沃迪（zohrehdavoudi）也接受了这样一种想法：用有限的计算资源进行模拟可以揭示自己。她的工作集中在强大的相互作用，或强大的核力量，大自然的四种基本力量之一。描述强相互作用的方程组把夸克凝聚在一起形成质子和中子，它们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无法解析求解。为了理解强相互作用，物理学家被迫进行数值模拟。与任何假定的拥有无限计算能力的超文明不同，它们必须依靠快捷方式使这些模拟在计算上可行，通常是通过考虑时空是离散的而不是连续的。迄今为止，研究人员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最先进的结果是模拟了一个由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组成的氦原子核。
就算人类世界是模拟，那么模拟假设必然是精心设计的，假设现实嵌套在现实之上，以及模拟实体，它们永远无法分辨它们在模拟中。也许我们生活在基本的现实中，但是处处透着虚拟
《黑客帝国》里的哲学思想？
黑客帝国》之所以有别于一般的哲学讨论，又在于它是一部娱乐性很强的商业电影，尽管广大受众并不一定都会被引导到去思考那些艰深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但毕竟使这种思考成为潜在的可能。此外，它又把当下流行于世的高新科技，如电脑、数字技术等引入，使其成为一个虚幻世界的技术支撑，使其看上去更具有某种可信性，这又潜在地引入了一种高新科技恰恰可以带给我们更精致的骗局的潜台词。更为高明的是，即使对于那些并不想看过电影之后就去思考哲学问题，甚至对于那些本根本就不想思考哲学问题的观众，这部电影依然充满了令人惊叹的视觉震撼和娱乐性。
我们经常抱怨国产电影不好看，中国电影人也经常把这种情形归罪于某些外部原因。让我们设想，即使那些国产片的编剧、导演、制片和主角们拥有了极大的自由空间，他们就能拍出《黑客帝国》这样的片子吗？这背后的潜台词也就是：他们有这样的哲学修养吗？
□ 你的质问虽然确实也有合理性，但听上去有点过于苛求中国电影人了。有人说“哲学在中国早已臭大街了”，这当然不是持平之论，但如果我们读一读这本《黑客帝国与哲学》就会发现，我们缺乏哲学思考。哲学思考的空间几乎可以说是无限的，即使存在某些刚性约束，仍然有无限广阔的思考空间，怕就怕人们失去进行哲学思考的习惯。中国的电影人没有拍出《黑客帝国》那样的影片，这不构成指责他们的理由——毕竟全世界的电影人中也只有少数几个拍出过类似的影片。但是当《黑客帝国》在中国大举公映之后，中国的哲学家们并没有作出过类似西方同行的思考，这才是值得反思的。
■ 呵呵，你又把我们谈话的矛头从中国电影人转向中国哲学家们了。当然，至少从现象上看，我们这里的哲学家们通常确实显得比较“清高”，似乎不屑与电影大片这种通俗的东西扯上关系，至少是没有像国外的一些哲学家们那样，能专门写出讨论《黑客帝国》的哲学论文集来。而这样的“清高”，在有保持哲学的高雅地位这一好处的同时，也更让哲学远离了本有可能对之产生兴趣的公众。而我们当下在大力推动提升公民的科学素养的时候，似乎也鲜有人来呼吁提高公民的哲学素养。